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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huaxia (huaxia), 信区: SDExpress 标 题: 我要为西藏问题的真相盖座楼5(zz) 发信站: San Diego Home 圣迭戈小站 (Wed Apr 16 23:46:36 2008), 站内 6。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西藏（上贴在11页，西藏和英国的关系） （1） 1950-1959 过渡期（过渡期第一帖）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中国共 产党形成伊始，党内接受苏联领导，并接受苏联的民族政策：各民族区域应成为自治的共和国，有权脱离。但是二战后，中国共 产党逐渐摆脱苏联的控制，对民族地区的政策也转变为中央集权制：共 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区域（而不是共和国）无权脱离。西藏被认为是这些民族区域之一。1949年后期，有了联合国对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的承认，新的中国共产党政府宣布，解放西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主要目标之一。 此时，西藏问题的解决也不比清朝覆灭时更容易。西藏军事上衰弱，内部分裂，但是从任何角度，西藏象个事实独立的政体运作。西藏也未能获得国际社会对其独立声明的支持。英国和印度（以及后来的美国）直接和西藏交往，如同它是个独立国家，但是继续承认法理上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目前很多对西藏当时政治状态的疑惑，就来自这种西方的双重标准。 西藏政府发现自己处境维艰。清朝覆灭之后，一系列幸运的事件阻止中国积极解决西藏问题；但是此时这些因素都不再存在。西藏现代化派（见本页底注释①）曾害怕，有一天西藏不得不用无力保卫自己的独立地位，如今这一天就要到来了。毫不奇怪，西藏装备不足，领导乏力；其军队在地域入侵时也显得很业余。此外，西藏在国际上比以往更加孤立，因为英国不再有国家利益来维护西藏的“自治”状态。1947年，印度独立，伦敦的角色定位在支持印度的外交政策；而后者此时的外交中心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友好关系，而不是西藏。 尽管如此，西藏政府也未坐以待毙。它对共产党在中国内战胜利的反应是：面临此对其独立的共产党威胁，呼吁美国和大英帝国给予民事和军事援助。送给英国的信中写道： 中国共产党军队已入侵中国兰州、青海和新疆各省；由于这些省份地处西藏边界，我们已递送官方文书给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先生(Mr. Mautsetung)，要求他尊重西藏的领土完整。 我们将我们政府送往中国共产党政府领袖的信件复件附在此信之后，希望他能适时考虑此事。但是如果中国共产党领袖对我们的信件置之不理，采取侵略性措施，向西藏派遣军队，西藏政府将被迫用可能的一切手段保卫自己的国家。所以，西藏政府热切希望从贵政府得到一切可能的帮助。 敬请考虑给我们民事和军事上大量帮助，我们不胜感激，将尽快给你们答复。 西藏外交局 拉萨 1949年11月4日 西藏政府给美国人送去了一封类似的呼吁信。1949年12月22日，西藏外交局把以下信件送给杜鲁门总统和国务卿迪恩?艾奇逊： 西藏在过去三十年间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没有遇到什么麻烦，然而最近中国共产党领袖在广播上宣布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许多其他有关西藏的言论也完全是胡说八道。此外，中国共产党已经占领的新疆、西宁（青海省府）和西康等边界省份。 在如此关键时刻，我们不能对此漠不关心。我们很快将派喇恰(Lachag)堪穷土登桑杰(Khen Thupten Sanghe)和四品官(Rimshi)登恰(Dingja)率领一个特别使团出访贵国，西藏得到贵国政府的援助。 因此，如果我们的使团抵达华盛顿，希望您能够从各方面给予可能的帮助，我们致以最衷心的感谢。 得悉此计划后，新的共产党政府严正抗议；但是其担心是不必要的，西方民主国家无意鼓励西藏，部分原因是他们相信这会激起中国对西藏的入侵。美国政府害怕，即使书面回复都可能“被藏人认为是承认他们的独立状态”；于是，通过新德里的美国大使馆，美国劝阻藏人不要派出这一使团。英国人做出了类似的反应。 与此同时，在中国，政府宣布年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解放西藏，这可不是空谈——毛泽东已开始计划“解放”西藏的策略。毛的历史感极佳，清楚地理解西藏的国际状态，使得其和中国其他的民族截然不同。在一个场合，毛告诫他的将军们，他们要耐心，西藏要慢慢来：“西藏和新疆不一样，”他说。“旧社会新疆有万到万汉人，但是在西藏一个也没有。我们的军队必须在一个过去没有汉人的地方作战。”不仅仅没有汉人住在哪儿，正如我们所知，西藏直接处理外国事务，签署各种国际条约，管理进入其领土。尽管毛手握数百万大军，但是在寒冷的青藏高原，长期游击战会给人民解放军带来军事难题。而且武力解放西藏会带来严重的国际分歧，甚至可能引来共产党中国的敌人如美国。因此，毛泽东相信中国最好的策略是和平“解放”西藏；即，和西藏政府达成协议。这样会消除西藏山脉中长期的游击战，也会减少潜在的国际干涉。 此策略的问题在于，西藏政府不愿自愿放弃事实独立，成为毛的共产党国家的一部分。毛因而相信需要采取军事行动，强迫西藏到谈判桌前（就象年英国人那样），但是他很清楚目标是通过协议和平解放西藏。因此年毛下令准备进攻政治西藏东部地区（以昌都为中心）。1950年初，重庆的西南军区受命。如果西藏政府不能很快同意和平解放，毛希望进攻尽快于年夏季发起，他担心延迟只会给藏人更多时间来争取国际支持。 （未完待续） 注释①： 1913年西姆拉会议的失败意味着西藏不得不面对未来中国可能的敌对行动。在这种威胁下，西藏的僧俗官员分为两派：现代化牌和保守派。 现代化派：以达赖喇嘛的亲信擦绒(Tsarong)为首的一些年轻西藏贵族官员，迫切要求西藏的现代化，特别是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保卫西藏利益。十三世达赖喇嘛同意了，他们很快征集新军，军官和军士被派到印度和西藏南部城市江孜(Gyantse)的英国商务办事处培训。同时，西藏考虑加入万国邮政联盟，在江孜开办了一所英语学校，聘请英国人为校长。西藏迈开了加入现代社会的第一步。 保守派：然而，所有这些改革给上层僧俗社会带来巨大冲击，他们拥有西藏大多数土地，这些土地还是封建庄园，由农奴世代种植。现代化是昂贵的，上层社会的藏人发现自己要面对新的税收来支持军队建设。而且，宗教领袖们认为现代化对主宰西藏的佛教是一种意识形态威胁，而他们认为这种佛教主宰是这个神权国家的独一无二的特色。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的无神论和政教分离，保守派认为这会降低佛教的权威和重要性。他们认为，西藏数世纪来和中国共存，佛教（和格鲁派）主宰西藏，并无不良后果；他们质疑，如今为什么需要如此激进的改变西藏？因此，保守派的主要官员进行活动劝说达赖喇嘛，军队们威胁到佛教和他自己的权力和威信。到二十年代中期，他们的努力成功了，作为现代西藏历史的关键政治决定，十三世达赖喇嘛直击改革进程的核心，将要求现代化的军官们全部降职，关闭了英语学校。一夜之间，西藏失去了创建现代政体的最佳机会，而现代化本可以为其独立地位赢得国际支持，保卫其疆界。 6。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西藏 （1） 1950-1959 过渡期（过渡期第二帖） 中国共产党对藏区（中国控制的青海、四川/西康省）的著名宗教领袖做出宗教自由等保证，请他们劝说西藏政府开始“和平解放”的谈判。西藏政府犹豫不决，错过了中国提出的派遣谈判代表道北京的最后期限，毛下令解放军第18军进攻昌都（地理位置见下面地图）。1950年10月7日，解放军跨过金沙江前线，进攻保卫边界的藏军。其军事目标不是推进到拉萨，而是羁縻并切断昌都的一万藏军退路，使其不能向西撤退建立新的防线。 西藏军队领导组织无力。藏军的将领由政府官员轮流担任，无需特殊的军事训练；很多士兵作为乌拉役被征，往往将全家带到前线。藏军的防守策略有漏洞，而英国人十三年前就已经告诉他们这是无用的。当解放军进攻时，防守的藏军分散成小部队沿金沙江分布。解放军小队迅速突破设置的防线，从后翼和侧翼保卫藏军；两周内，解放军俘获了包括政府总司令在内的藏军。通往首都的道路打开了，因为昌都和拉萨之间实际上没有后备军。但是，根据毛泽东的西藏策略，解放军停止前进，再次呼吁拉萨开始谈判。毛并不想简单地政府西藏，尽管这样做很简单。他想和西藏领袖达赖喇嘛达成政治解决方案。他希望达赖喇嘛接受中国统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起工作，逐渐改革西藏的封建经济，这样中国队西藏的主权声明能够合法化。 西藏政府最害怕的事情如今变成了现实——西藏面临军事进攻，却没有明显的手段来对付。藏军甚至没有一个计划将军队转入游击战来骚扰人民解放军。西藏再次转向国际社会寻求支持，向联合国、美国、印度和英国送去了呼吁信。西藏给联合国的呼吁信使得人们重新检视西藏问题，特别是，西藏不是联合国成员，它是否有资格将其问题提交联合国。联合国宪章第35条第2款说，“非联合国会员国之国家如为任何争端之当事国时，经预先声明就该争端而言接受本宪章所规定和平解决之义务 后，得将该项争端，提请大会或安全理事会主义。” 但西藏是一个“国家”吗？英国外交官检视了这个问题，得出结论西藏有资格作为一个国家，可将此问题提交联合国，但是同上面指出的一样，英国外交官也感到处理西藏问题是印度的首要责任，英国则唯印度马首是瞻。伦敦同时认为，联合国不可能下令中国从印度撤回其军队，这种失败只会削弱联合国的影响。印度在此事中扮演关键角色，但是对西藏而言，不幸的是，印度决定不让西藏妨碍它与中国发展密切友好的关系，因而反对联合国讨论此议题。当萨尔瓦多在联合国提出此问题时，英国和印度代表首先发言，建议不考虑西藏问题。于是，提议被中止。 西藏政府对此感到孤立无援，沮丧不堪，觉得没有选择，只能派谈判团去北京，并于1951年春天派出代表团。就像1904年英国入侵拉萨后他们被迫做的一样，代表团于1951年3月23日勉强地在协议上签字。此协议被称为“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议”。（Seventeen-Point Agreement for the Peaceful Liberation of Tibet） 十七条协议正式结束西藏问题的争端，为汉藏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第一条明确写道：“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中来。” 西藏承认中国的主权。与此让步交换，中国在第3、4、7和11条中，承认维持达赖喇嘛和传统的政治经济制度不变，直到西藏人民希望改革。 第三条：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 第四条：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 第七条：实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庙。寺庙的收入，中央不予变更。 第十一条：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 毛感到，十七条协议是一个重要的政治解决方案，此方案清楚地将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合法化。但是，此合法化同时允许西藏保留其封建神权政府和经济。此一妥协清晰地将西藏和其他民族区域区别开来，因为只有西藏和北京达成此书面协议，允许传统政府继续统治。 1951年10月末，达赖喇嘛发电报给毛泽东，正式接受协议。1951年秋，中国军队和平进入拉萨。 （2月10日更新：重新上张图（最下面那张）：17条协议签字仪式的完整人员。1951年2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签订《十七条协议》。前排由右到左为中央人民政府首席代表李维汉，代表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在签字，后排左三到左六为阿沛?阿旺晋美、陈云、朱德、李济森。） [ 本帖最后由 Heran 于 2007-2-10 01:11 编辑 ] 附件 十七条协议签字仪式.jpg (13.91 KB) http://www.dolc.de/forum/attachments/yq7G38z10K3S6Q==_kho1R2kKl6Ol.jpg 十七条协议签字仪式2.jpg (17.5 KB) http://www.dolc.de/forum/attachments/yq7G38z10K3S6Q==_CQTOtolACJz9.jpg 解放军和平进驻西藏1.jpg (20.23 KB) http://www.dolc.de/forum/attachments/veK3xb78us3GvQ==_WjgbNOPn44Wm.jpg 解放军和平进驻西藏2.jpg (15.09 KB) http://www.dolc.de/forum/attachments/veK3xb78us3GvQ==_i5RGLig3E915.jpg 昌都的位置，地图上画红圈处.GIF (69.63 KB) http://www.dolc.de/forum/attachments/sv22vLXEzrvWww==_tGVC1BmyJkMM.gif 17条协议签子仪式.jpg (17.73 KB) http://www.dolc.de/forum/attachments/MTfM9dCt0unHqQ==_DL6yQhVglPHb.jpg 6。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西藏 （1） 1950-1959 过渡期（过渡期第三帖） 签订十七条协议之后，毛泽东在西藏执行了一种缓和政策，这一点和西方普遍认位的强权政治不同。尽管毛的最终目标显然是按照社会主义革命目标改革西藏，但是他的西藏政策寻求创建和谐的汉藏关系；缓和西藏的忧虑，让藏族上层社会随着时间逐渐接受重新和中国统一，同意社会变革。自称“新中国人”。 在西藏的解放军官兵强调他们是来帮助西藏，而不是来剥削或者欺凌西藏，他们小心谨慎的展示他们尊敬西藏的文化和宗教。例如，他们向拉萨地区的所有两万名僧尼布施。根据该原则，他们制定了严格的行为准则，禁止解放军违背人民的意愿行事，要求他们用旧中国的银元支持物品或服务（而不是纸币）。这种政策也允许旧的封建宗教制度保持不变。1951年至1959年间，没有贵族或寺庙财产被充公，而且封建地主被允许继续对其世袭农夫行使司法裁判。 此一政策的中心是达赖喇嘛。毛将达赖喇嘛作为一种特别角色，通过他，西藏的封建和宗教精英（及其大众）将逐渐接受他们在中国新的多民族共产党国家的地位。可见，毛在此期的西藏政策是一种渐进主义。不妨发展军事和管理机构，但是西藏的中国官员不得过早地试图强迫其改变。 问题出在民族的藏区。 民族藏区的情况则非常不同，那儿的藏人不属于政治西藏的一部分（也不受十七条协议约束）。四川省1955至1956年期间跟上全国，开展了“社会主义农业改造”运动，也波及藏区。1955年末，四川省党委书记李进泉在全省发动民主改造，包括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改造危及了藏族上层的利益，这很快导致藏人上层叛乱，难民进入政治西藏区域，来自民族藏区的叛乱者逃到安全的拉萨及其郊外。他们成为拉萨1959年起义形势急剧恶化的一种主要因素。 50年代中期，西藏内部局势开始恶化。西藏强硬派与民族藏区起义失败的逃亡人员结盟，组织武装叛乱。这种组织得到了美国的支持，1957年美国开始训练和武装西藏游击队。1957年，为挽救其渐进策略，毛做了最后的努力：他减少了西藏的汉族干部和军队人数，书面承诺达赖喇嘛，中国在未来六年内不会在政治西藏进行社会主义土地革命。毛进一步说，六年过后，如果条件仍不成熟，他将继续延迟改革。但是，达赖喇嘛无法稳定西藏局势；1959年3月，拉萨爆发了起义/暴乱（中国的书上说这次起义/暴乱有7000人参加，达赖说有87000人参加）。起义/暴乱很快被镇压，这次镇压行为就被达赖称为第一次对藏人的大屠杀（genocide)。达赖喇嘛逃到印度。随后达赖喇嘛宣布否认十七条协议，寻求西藏独立和民族自决。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发起叛乱以及后来随达赖14流亡到印度的藏族都是社会上层阶级的贵族和大农奴主，而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农奴并没有参与这次叛乱，相反，正因为有了广大农奴的支持，这次叛乱才能在短时间内被平息。 随后，中国政府宣布中止十七条协议，废除传统西藏政府。中国政府没收了僧俗上层贵族阶层的财产，西藏数千庙宇中绝大多数被关闭，同时建立了新的共产党政府机构。一度在中国共产党国家之内存在的特殊的西藏神权政体走到了尽头。 对于西藏和中国而言，1951－1959年的过渡期就这样悲惨地结束了。西藏的权力阶层既不能使中国人离开，也无法在中国内部制造一种环境实行长期自治。最终，老的社会，连同他们想保存的佛教制度等等都被毁灭。在中国一边，意识形态狂热过早地激发了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阻碍了赢得藏人真正成为社会主义中国一部分的任何机会。西藏问题再度成为一个国际问题。 但是，中国的一部分人认为，毛的有缺陷的缓和政策才是这一失败的原因。整个50年代，中国共产党党内关于这一政策抱怨不断，尤其是部分人认为毛对达赖喇嘛的看法有误；他们觉得达赖喇嘛表里不一，表面上他拥护革命，实际上寻求“分离主义”政策——即试图把西藏分离出去，摆脱中国控制。这一派平静地将 1959年叛乱和西藏问题的重新国际化归因于此一政策，至今，中国仍有部分人认为这是党（以及毛泽东）的最大失败。 1959年以后，流亡藏人和中国争相将自己对西藏历史和当代世界的诠释合法化。中国人谈论西藏旧封建农奴制度的极端残酷和弊端，流亡藏人则讨论许多中国人的文化和人权侵害行为，包括种族灭绝。这一“诠释”之战一直持续到现在。 （本想找一些1959年拉萨叛乱的图片，但无奈哪里都找不到。。。。发几张关于农奴的） [ 本帖最后由 Heran 于 2007-2-8 01:44 编辑 ] 附件 农奴生活的“房间”.png (89.5 KB) http://www.dolc.de/forum/attachments/xanFq8n6u+61xA==_hXbb73m5279y.png 被农奴主挖去双眼的农奴.png (62.04 KB) http://www.dolc.de/forum/attachments/sbvFqcWr1vfN2g==_r5Zp5RSJlcGv.png 戴脚镣以乞讨为生的农奴.png (102.14 KB) http://www.dolc.de/forum/attachments/tPe9xcHN0tTG8g==_7m2scEimLKGE.png 农奴主外出时不下地走路，由农奴背行.png (106.27 KB) http://www.dolc.de/forum/attachments/xanFq9b3zeKz9g==_uJ7ogKvwlN2o.png 农奴欢庆59年平叛胜利.png (110.42 KB) http://www.dolc.de/forum/attachments/xanFq7u2x+w1OQ==_7dOM6uI7SJ95.png 翻身农奴焚烧三大领主据以压迫和剥削他们的高利贷债契和人身依附的文契.png (96.39 KB) http://www.dolc.de/forum/attachments/t63J7cWpxau32Q==_BDmysluBHvli.png 翻身农奴分到牲畜.png (89.82 KB) http://www.dolc.de/forum/attachments/t63J7cWpxau31g==_4w5WAfJ1uOIZ.png 翻身农奴阿旺，被选为西藏民主改革后的乃东县凯松乡首任乡长.png (41.83 KB) http://www.dolc.de/forum/attachments/t63J7cWpxauwog==_tGUAvl7ObiTG.png 乃东县翻身农奴栗次仁拉姆（左一）当上全国农业劳动模范.png (129.3 KB) http://www.dolc.de/forum/attachments/xMu2q8Yt63J7Q==_yw1dAzq5cT0q.png (记得小时候逛雍和宫，里面的展品有从西藏来的用人头骨做的碗， 用人的头骨做的碗叫做人骨法器，是指制作原料中包含人类骨头的佛教法器，主要由藏传佛教中的密宗所制造及使用。密宗本身宣传称人骨法器的人骨原料来自被认为有很高修为的人﹐例如修为很高的喇嘛。人骨原料提供者必须是自愿的，不可谋杀人而得。西藏有天葬的传统，死尸被秃鹰吃光后﹐骨头就用来制人骨法器。 人骨法器的制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文革后基本消失。藏族的这项传统已经淡化。 人骨法器种类很多，不止人骨碗一种： 人骨袈裟：雷顿寺曾出土一件由400多个眉心骨制成的人骨袈裟。 人皮手鼓：人皮手鼓，又称阴阳骨，为密宗修炼时常用的法器，由一对男女的得道修行者的头盖骨制成。 人骨号角：又称为胫骨号，西藏密宗招魂、驯服鬼神的法器，人骨原料是难产孕妇的大腿骨。 颅骨碗：由人类的头骨制成，为密宗常用的法器。藏语称“嘎布拉”，嘎布拉为对梵语“骷髅”一词的音译。嘎布拉被密宗认为是大悲与空性的象征。 颅骨鼓：由人类的头骨制成，是藏传佛教驱鬼仪式中常用的法器。西藏语称“嘎布拉”鼓。 人骨念珠：为用来开启后人之智的法器，多数由得道喇嘛的手指骨和眉骨制成，因为喇嘛在做法时多用手指，用眉骨是因为喇嘛用眼睛看佛经，观察世事。眉骨制成的人骨念珠比较珍贵，因为眉骨小，要制成念珠需要多位得道喇嘛，而一位得道喇嘛德手指骨就够制造成人骨念珠。人骨念珠的制作全由手工制作而成，制者需要有高技艺，每天慢慢磨出形状，磨出光泽，制作一副人骨念珠可能需十几年的时间，而眉骨制成的念珠因需聚集十几位得道喇嘛的眉骨，除了制作﹐还需要寻找、等待﹐花的时间更长，可达上百年。 (记得小时候逛雍和宫，里面的展品有一张达赖和某个领导人的合影，记不清了，好像是和毛泽东和班禅的 1951年达赖14发电报给毛泽东正式接受《十七条协议》后，西藏就属于中国领土了。1954年，14世达赖和十世班禅还赴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见下图）。所以他们两个都跟毛泽东有合影的。不过我估计你在雍和宫里看到的是班禅，因为现在达赖的照片是违禁品。应该不会挂出来。 附件 达赖和班禅赴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png (152.95 KB) http://www.dolc.de/forum/attachments/tOAtbrNsODs+A==_V1ET9BPF16x6.png 6。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西藏 (2) 1960-1977 1959年拉萨暴乱后，达赖喇嘛及部分藏人流亡印度，在印度宣布西藏独立，并寻求联合国和美国支持西藏独立。对此美国又表现出一贯的“坏朋友综合症”。美国在以下档案（日期为1959年10月14日）中的言论显示，尽管此时美国大量训练和资助的西藏游击队行动，然而美国继续拒绝承认西藏独立： 关于美国是否承认西藏独立的问题，远东事务局（FE, Far Eastern Affairs）仔细研究了此举的得失。考虑所有因素，我们的结论是，反对承认西藏独立的举张占了上风。从美国国家利益和藏人的立场考虑，我认为这一结论是正确的。我们和藏人有相同的目标：让世界持续关注藏人的事业，保持达赖喇嘛为西藏人民的有效发言人的角色。我相信美国承认达赖喇嘛政府为独立国家对这两个目标没有好处。预期几乎没有国家会跟随，我们的承认只能让达赖喇嘛做为流亡政府的领导人明显地依赖于美国获取政治支持。这显然会损伤他目前作为亚洲一个令人尊敬的领导人的声望和影响，也会妨碍他代表西藏人民的活动。 但是，美国仍然需要看起来对达赖喇嘛的请求做出响应，保持我们的一贯立场，支持民族自决原则。 因此，对于流亡藏人而言，指望美国全力赢得世界支持西藏独立，从一开始就成问题；到六十年代后期，当总统尼克松(Nixon)和国家安全助理基辛格 (Kissinger)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美国对西藏的支持中止。此时，美国撤回对以尼泊尔为基地的西藏游击队的支持，几年内军事行动失败了。此外，从 1966年开始，美国的官方立场不再谈到西藏的“民族自决”，甚至也不提赫脱在1960年提到的自治国家。 随着美国政治焦点转向和中国搞好关系，西藏变得令美国政府困窘。西藏问题不再和美国国家利益相关——实际上，还对此有害。到七十年代，世界局势的变化使得流亡藏人的形势更加恶化了。 如此，流亡藏人1959年之后的努力对西藏局势没有影响，也无法创造国际舆论同意其自决或者独立。中国共产党重建了西藏，将农区和牧区变为人民公社；在文化大革命（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和“破四旧”运动的旗帜之下，对传统的西藏文化和宗教带来严重的冲击。在叛乱、食品短缺和斗争“阶级敌人”之时，西藏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在此期间的具体死亡人数还不得而知，但是西藏的文化受到了实质性的伤害。 一个留学美国大学的藏人1964年回到中国，在其自传中生动地回忆起1966年和红卫兵一起返回时对拉萨的印象： 我还碰到一位女士……后来成为我的妻子……从任何意义上来说，桑耶拉(Sangyela)都没有被批斗的危险，因为她绝对来自无产阶级。但是她十分虔诚，憎恨政府，因为政府关闭寺庙，禁止任何宗教活动，连自己家里都不行。如果邻居或者当官的发现你信教，密告了你，你就会被在大会上被批斗；因为文化革命的目标就是要根除所有残余的旧价值观，旧习惯和旧信仰。但是我们藏人是很顽固的，来自各阶层和背景的藏人冒着被惩罚被批斗的危险，秘密在家里念经，或者转寺庙，就象在闲逛，默默地念经。桑耶拉是其中的一个。桑耶拉还继续点酥油灯，供奉菩萨。她从每月微薄的供给中挤出一点来，点燃一个小的酥油灯；她把灯放在门后面以前的祭坛的柜子间里面，而不是象通常放在祭坛顶上。当她告诉我的时候，我想，将点燃的灯放在老的木柜子里面，可能会让整个房子着火。 简而言之，1959年叛乱之后，佛教被毁，藏人被迫放弃他们深深拥有的价值观和习俗，而这些构成他们文化身份的核心。阶级斗争和持续不断的运动宣传与他们过去理解和感觉的一切相抵触，毁灭了传统藏族生活中的社会文化机构。对于西藏的藏人而言，那是一段痛苦的时光。 [ 本帖最后由 Heran 于 2007-2-9 02:38 编辑 ] 附件 文革期间被破坏的佛像.png (39.31 KB) http://www.dolc.de/forum/attachments/zsS478bavOSxuw==_83SsvuX0FPNg.png ( 有人数么？ 西藏流亡政府称：目前流亡海外的藏人及其后代总共有12万人。 6。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西藏 （3）1978年以后（第一帖） 毛泽东1976年逝世，随后“四人帮”垮台，邓小平执掌权力。这些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变化：新的文化和经济意识形态，和美国的关系正常化，并给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一大业中的两大问题——台湾和西藏问题——带来了新的机会。 1978年，中国在西藏做出了一些单方面的姿态，例如释放一些犯人，宣布藏人可以探望国外的亲属，给一些流亡藏人签发探望西藏的签证。这些行动很快发展成为一种“对外”策略：试图劝说达赖喇嘛及其跟随者返回中国，解决西藏问题。 1978年，中国政府的代表和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Gyalo Thondup，定居香港，能说流利中文)在香港进行了非正式谈判；双方都表达了在西藏问题上和解的兴趣。随后，1979年邓小平邀请嘉乐顿珠访问北京，告诉他，除了完全独立，其他的什么问题都可以讨论，所有的问题都可能得到解决。他还说，达赖喇嘛可以派遣参观团于1979－1980年访问西藏，实地观察当地情况。显然北京相信代表团会被西藏自1959年之后的进步，以及西藏人民和国家的团结所折服。中国同时觉得，经过了20年的流亡生涯，达赖喇嘛会更迫切地安于在中国做一个新的、更“自由”的领导。 达赖喇嘛于是派遣了三个参观团访问中国，其中包括他的家人。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汉人任荣，向北京报告说，西藏的政治局势很好，藏人团结在党和祖国周围。但是，一个参观团，包括达赖喇嘛的另一个哥哥，访问青海省的藏区时，却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这种对达赖喇嘛的支持令北京感到局促不安，北京于是和拉萨的任荣联系，问他如果参观团按计划访问拉萨会发生什么事情。据说任回答说，比起安多的农牧民，拉萨人民在意识形态上更成熟，他们强烈支持共产党；拉萨不会发生这种事情。西藏当地官员对此深信不疑，西藏自治区的政府甚至在参观团抵达前召集居委会，告诫当地的西藏“群众”不要因为对旧社会的痛恨，而对达赖喇嘛的参观团扔石头或吐唾沫，因为代表团是中国政府的客人。 然而当参观团到达拉萨时，拉萨群众却给了参观团比青海更盛大的欢迎。成千上万的拉萨人包围了参观团：很多人哭着喊着，其他人献上哈达，争相去触摸达赖喇嘛的哥哥，少数人喊出了西藏民族主义口号，例如，“西藏独立”和“汉人，滚回去”。任荣，以其对西藏文化、宗教和语言改革无情而著名，无法掩盖这次惨败，以及他对藏民群众情绪的一无所知。 此外，这些访问让流亡藏人增强了信心：他们看到藏人的生活水平很低，经济发展差，宗教和经院制度几乎被全毁了。他们还发现，尽管藏人群众经历了二十年的共产党宣传，但仍然虔诚地信奉达赖，认为他是藏人的领袖。这让流亡藏人们坚信：西藏应该按照藏族的价值标准，由藏人统治。在流亡藏人的国际支持的历史低潮期，增强了他们独立的信心。 北京的对外政策（与达赖对话）伴随着新的对内政策：北京试图通过改善西藏的经济状况，以及满足西藏人的民族感情来解决西藏问题。 1980年5月，党总书记胡耀邦和副总理万里前所未有的亲自来到西藏进行调查，以此决定西藏工作会议的方针是否需要修改。他们的所见所闻显然令人失望，发现事实比他们预期的还要差。胡公开宣布在西藏进行宽松的六条改革，其中一些观点非常突出： (1)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行使民族区域自治的自治权力……在统一领导下的自主权不能被废除。有必要充分地、独立地行使这一权力。那些不符合西藏情况，以及不利国家团结、发展生产的东西要摒弃或修改。自治区应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行使自主权，可以根据西藏的特殊情况放弃某些法律法规，保护民族自治和其特殊的民族利益。 (2)……和全国其他省自治区相比，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明显较低。这一情况显示，西藏人民的负担必须大幅减轻。接下来几年内，对西藏人民实行免税、免征购……取消各种捐税。不得征用群众做无偿劳动。农牧民的产出必须以协商价格购买或进行物物交换，满足双方需要；取消他们的征购配额…… (3)在所有经济问题上，西藏采取特殊的、适合西藏情况的灵活政策，包括农业、畜牧业、金融业、商业、手工业和通讯业，以期加快西藏经济发展速度…… (4)在坚持社会主义大方向的前提下，要大力地、充分地发展藏族的科教文化事业。藏族人民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绚丽的文化。藏族文化举世闻名，包括佛教，音乐、舞蹈，以及医药和戏剧；我们要认真地研究和发扬藏族文化。所有忽视或弱化藏族文化的思想都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在继承和发扬藏族文化方面做出成绩。 西藏的教育事业进步不够。考虑到西藏的特殊情况，我们要努力在西藏设立大学，中学和小学。部分文化失传，寺庙中的佛教经典被毁，我们要尽力保护、整理和研究它们。在藏区工作的汉族干部应学会说、写藏语。这是必须的，否则他们就会脱离群众。爱护少数民族群众决不是空谈。我们要最终藏族人民的风俗习惯和历史文化。 (5)要正确执行党的民族干部政策，要极大地加强藏汉族干部的亲密团结。……未来两到三年内，西藏自治区政府职能部门的全职藏族干部要占到三分之二以上。 这样的公开言论令人瞩目，据说比起秘密报告和胡耀邦对党内干部的讲演，这还算温和的；在内部讲演中，胡将中国在西藏的二十年努力比作把钱扔进了拉萨河。 胡耀邦和中共中央的决定，放弃了文化大革命的强硬同化政策，回到毛泽东50年代的更加注重民族敏感性的策略。新政策包含两个主要部分： (1)民族方面——鼓励复兴藏族宗教文化，包括大量使用藏语，用藏人干部代替大批汉人干部，从各方面使得西藏自治区更加藏族化； (2)经济方面——暂时免去税收和“低于市场价”的征购，发展基础建设，以促进西藏经济发展，提高藏人的生活水平。 但是，北京不再愿意想50年代那样，允许一个分离的，非共产党领导的拉萨政府存在。这就是胡耀邦指的“在统一领导下”。尽管藏族文化、语言和民族性要增强，工作在西藏的汉人要求学习藏语；但是藏人必须通过藏族共产党干部，在党中央的指导下，实施自治。从北京的角度看，和解意味着达赖喇嘛返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西藏。 新政策试图矫正文革时期对藏人犯的错，赢得藏人的信任和支持。这些变化也试图回应海外的批评，同时告诉西藏的藏人，成为中国的一部分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这都不仅仅是宣传。中国政府在1980年后紧接着的这段时期实施了胡的政策的若干方面。整个西藏个人宗教活动大范围复苏，（在一些限制条件下）庙宇重新开放，新的儿童僧人涌进这些寺庙，传统得以复兴。要求在商店和官方建筑上用藏文标志，公共机构被指示和人民打交道时使用藏语，藏族干部的人数增加，制定计划以提高藏文教育水平，大批汉族干部离开。不仅欢迎流亡藏人回来访问，藏族居民也可以出国探访他们的亲戚。 6。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西藏 （3）1978年后（第二帖） 随着对内政策的形成，北京同时继续其对外政策，和达赖喇嘛接触。1979年－1981年期间，双方的非正式会谈继续。1981年7月28日，胡耀邦在北京秘密会见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时讨论了西藏问题。在这次会见中，胡提出和达赖喇嘛和解的五点方针： 1. 中国已经走上新的时期，政治能够长期安定，经济能够不断繁荣，各民族能够更好地团结互助。达赖喇嘛应该相信这一点。 2. 达赖喇嘛和他的代表，应该开诚布公地和中央政府交往，不要捉迷藏。1959年的事件我们不要再纠缠了。 3. 中央政府真诚欢迎达赖喇嘛和跟随他的人回来定居。我们欢迎他们回来的目的，是欢迎他能为维护国家统一，增进汉藏民族和各民族的团结和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做贡献。 4. 达赖喇嘛回来定居后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照1959年以前的待遇不变。至于西藏他就不要回去了，西藏的职务就不要兼了。当然他可以经常回西藏去看看。我们对跟随他的人也会妥为安置，只会比过去更好一些。 5. 达赖喇嘛什么时候回来，他可以向报界发表简单声明，声明怎么说由他自己定。 达赖喇嘛及其官员面临的问题是在这些会议上如何回应中国。中国的五点方针尽管提出了一些妥协，但对于达赖喇嘛和其官员来说，甚至考虑一下其可能性都非常困难。二十年来，西藏流亡政府立场强硬，坚持西藏完全独立的权力，而把中国共产党描绘成没有一丝人性或者一点诚实的野蛮的、不值得信任的暴君。如果突然显示出愿意回到西藏，生活在中国共产党政府治下，仅此一条就能轻易破坏达赖喇嘛和其流亡政府在流亡藏人中的形象，降低其支持率。 流亡领袖同时也担心，历史是否会认为他们是叛徒，永远放弃了西藏的独立权利。这是个富含感情的话题，难以以一种成本效益分析和现实政治的方式来进行理性分析。西藏谈判团的一个成员回忆到：他发现自己很难对中国谈判对手笑一笑，握个手。突然之间，西藏问题已超越了国际竞技场上的“表述”之战——达赖喇嘛及其官员手握流亡藏人的命运，他们不得不谨慎衡量他们的决定对流亡藏人下一代的潜在影响。 令问题更复杂化的是“民族西藏”的未来地位。流亡政府已深深地承诺重建一个“大西藏“，这是上一个西藏政府的努力目标（就在在1913－1914年的西姆拉谈判中），也对此寄予厚望；但是这对流亡政府尤其重要，因为大量流亡藏人来自那些藏区。自1959年以来，达赖喇嘛努力将不同地区的藏民团结到一个社区中，同时也将重建”大西藏“作为基本政治目标。 然而，大西藏的目标完全无视政治现实。西藏已有一个多世纪未统治这些四川、青海、甘肃和云南的大片地区，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已有大量移民移居，包括汉人和非汉人（回族），很难想象北京会将这么大一块地方拱手让出。但是，如果达赖决定不追求”大西藏“的目标，则会失信于流亡的东藏人。和放弃独立一样，这也是一个有高度争议性的议题，一旦外界得知达赖喇嘛愿意考虑此事，无疑会永久破坏流亡藏人的团结。 除了以上限制和解的条件之外，另外一个因素是流亡领袖们的观点。他们从某种意义上，感觉自己占了上风。他们派出的参观团的访问显示：西藏的大多数人民仍然拥护达赖喇嘛，因此他们觉得在谈判桌上有一个强有力的筹码——藏人的忠诚。因此，尽管中国有强大的力量，西方政府对西藏独立支持缺缺，他们仍感到中国不可能在没有他们的情况下解决西藏问题。这一点多少有点简单化和天真，但是对1982年的达赖喇嘛和他的高级官员而言，这已足够支持他们保持强硬态度，不进行任何妥协，甚至有压力认为不要与北京在谈判上谈判达成任何共识。他们认为时间在他们一边。 最后，达赖的代表团提出：和谈讨论不涉及达赖喇嘛回归的具体问题。对于他们的政治地位，流亡藏人代表仅给出了一个简单的说法：如果中国愿意让台湾“一国两制”，西藏期望更多。 达赖的态度令北京感到失望。他们本希望流亡政府准备好以友好坦率的态度来讨论他们回归的细节问题，但流亡藏人并未打算接受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下的西藏。结果，这次历史性的会谈在解决西藏问题上一无所获，相反，北京严重怀疑和达赖喇嘛和解的可能性。 1982年会谈之后，流亡领袖继续攻击中国的政策和在西藏违反人权，这样的攻击往往超越了实际情况反应的事实。例如，指控中国进行种族灭绝。 (有个小问题，不知道楼主能否给出一下新中国时期的帖子的引用，等我有空也去看看瞧。 基本观点是用Goldstein, Melvyn C.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China, Tibet, and the DalaiLam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1997. Goldstein, Melvyn C.是美国人，在西藏生活了12年，会说藏语（但不会汉语）。此人对西藏的研究比较透彻，深入，中立。我的帖子基本上是用他的观点。这个人写了一本关于西藏的书，叫《雪狮与龙：中国，西藏与达赖喇嘛》。他还无偿的把他的书公布在网上，大家可以免费阅读。 下面的图片是这本书的封面；下面是这本书的网址： http://ark.cdlib.org/ark:/13030/ft2199n7f4/ 但是他的书也不是所有问题都讲得很详细，比如1913年的西姆拉会议他只是一笔带过，也没有讲麦克马洪线的问题。我在写帖子的时候自己也查资料加了些东西。 [ 本帖最后由 Heran 于 2007-2-11 00:25 编辑 ] 附件 shufengmian.png (76.27 KB) http://www.dolc.de/forum/attachments/shufengmian_KQKPfCSClu07.png 6。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西藏 （3）1978年后（第三帖） 尽管北京严重怀疑和达赖喇嘛和解的可能性，但也不愿切断和达赖喇嘛的谈判。1984年，藏人代表和中国的第二次面对面会谈在北京举行。在这次会谈上，藏人带来了准备好的谈判方案。他们声明，达赖喇嘛拒绝中国的五点方针。他们自己的具体建议包括：“建立一个非军事化的，全面内部政治自治的大西藏。”这样的表态，显然从一开始就不会有结果。北京无意讨论西藏的真正政治自治。他们期望提高西藏的稳定与安全，而不是把西藏的政治控制让渡给流亡的“敌人”去搞乱西藏，更不用说还要控制大西藏。一方面，达赖及流亡领袖们误判了他们自己的优势和北京愿意达成协议的限度；另一方面，他们只是不想接受任何让步。中国的不妥协态度令他们既生气又失望，从感情上也无法相信他们能够生活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之下。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下，达赖喇嘛访问北京和拉萨的建议不了了之。 中国则继续推行其对内政策，到1985年末1986年初，西藏加强了胡耀邦所说的自治状况。在这一状况下，大部分官员应该是藏人，自治区的官方语言是藏语。此外，新任的西藏党委书记伍精华不是汉族，而是少数民族（彝族），意味着下一任党委书记可能是第一位藏族党委书记。伍精华随即做出姿态，表现出他和政府尊重西藏文化，例如，在节日穿着藏装。他还创造一种气氛，支持西藏语言和文化的发展。因此，至少在藏族干部和知识分子看来，拉萨处在一种有希望的气氛中。 然而中国仍然要承认，西方人所知道的言论和集会的政治自由，在西藏和中国其他部分都是不允许的；但是，允许西藏文化和宗教在一个藏人占绝大多数的地区发展繁荣，已经跨了很大的一步。越来越多的流亡藏人持“海外华人”签证访问西藏，大部分到国外探访亲属的藏人也回国了。 达赖和流亡领袖于是发现自己处于尴尬境地。他们很清楚，北京无意让西藏享有另外的政治制度，更不用说独立。他们也很清楚，北京正沉浸在某种成功感之中，感觉其改革很可能会赢得，即使不是藏族人民的心，最少也是他们的胃。在拉萨和农村地区，公社被解散了，物质生活极大地改善了。同时，中国的经济能力和国际声望不断增加，美国在亚洲的主要目标是加强其与北京的战略关系。因此，流亡政府面临着真实威胁，其在西藏问题中的角色可能被边缘化。 达赖及流亡领袖于1986～1987对此做出回应，他们发起新的政治攻势——这是他们的“国际游说运动。”一方面，他们寻求新的西方政策和经济手段，来给北京带来压力迫使北京做出让步；另一方面，给西藏的藏人以希望。85年后，达赖喇嘛越来越多获得西方支持来解决西藏问题，实质上，想把藏人的注意力从他们的胃转向他们的民族心。 在达赖的“国际游说运动”中，美国政府是这场新的攻势的中心。美国在藏人五六十年代的困难时期给他们提供了最多支持。但是，当美国放弃围堵中国，转而采取缓和政策时，对西藏的直接援助结束了。西藏问题即使从边缘上都不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上文说过）。 现在流亡政府的新攻势，对准了美国外交策略的软肋——国会，寻求重新获得美国的积极支持。这一策略的关键创新是，第一次由达赖喇嘛将流亡藏人的政治讯息带到美国和欧洲，特别是在政府论坛上。此前，他仅以宗教领袖的身份旅行和讲演。在西方支持者、捐赠者、美国众议院同情者和国会助理的帮助下，他们发起了一场为流亡藏人的事业赢得美国支持的运动。本质上，此运动重新定义了西藏问题的意义，从国家利益的政治转向美国的核心价值观——美国对自由和人权的意识形态的承诺。其目标是创造一种动力：引导美国去支持西藏，因为这是热爱自由的美国人的正义事业。 1987年，运动获得了几个主要突破。9月21日，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人权小组第一次发表其政治演讲。这是一次精心准备、措词强硬的讲话，他谈到，西藏在中国入侵时是完全独立的。达赖喇嘛将这次入侵称为中国对他的国家的非法占领。特别的，他说，“虽然西藏失去了自由，不过按照国际法，今天的西藏仍然是一个被非法占领的独立国家。”这次演讲也提出严重的人权侵犯指控，两次指控中国对西藏人民进行“大屠杀”。 美国众议院通过议案，谴责西藏的人权侵犯，指示总统表达对西藏的同情，敦促中国和达赖喇嘛进行建设性谈判。 虽然国会的议案比起早已放弃的1960年克里斯蒂安?赫脱的立场要弱得多，而且仅是“国会的认识”，但是达赖仍将其看成是一个重大的胜利——以此为起点，国会将驱动建立新的美国对藏外交政策，积极寻求西藏问题以对达赖喇嘛有利的方式解决。于是，从此以后，美国再次活跃在西藏问题之中，尽管是通过国会而不是国务院或行政分支。 达赖在国际政坛上频频露脸，活跃于各个国家演讲中国的“暴行”，得到广大西方国家的认同和支持，成功地推动了西藏问题的国际化，他自己也在这个过程中成为国际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达赖在1989年获“诺贝尔和平奖”。比起40年前那个不会说英语，也不懂得西方政治的达赖，真让人感叹如今的达赖竟如此懂得玩弄和利用西方政治为自己服务！ [ 本帖最后由 Heran 于 2007-2-11 00:36 编辑 ] 附件 1989年达赖14获诺贝尔和平奖.jpg (11.37 KB) http://www.dolc.de/forum/attachments/MTk4OcTqtOAtQ==_tBSWumwwfL7u.jpg (唉。。。。。。。。这个这个诺贝尔奖。不过一些欧洲人也不买这个奖的账。前几年，一个法国科学家就主动放弃受奖了。 主动放弃诺贝尔奖的人有： 1958年，俄罗斯人帕斯捷尔纳克(Pasternak)拒绝诺贝尔文学奖。 1964年，法国人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拒绝诺贝尔文学奖。 1976年，越南人黎德寿（Lê Ð?c Th?）拒绝诺贝尔和平奖。 6。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西藏 （3）1978年后（第四帖：87-89年拉萨发生的四次骚乱及其原因） 达赖喇嘛在美国的活动在拉萨广为人知，并获得了急切的呼应。藏人经常收听美国之音和BBC中文广播，中国政府也在当地媒体上宣传抨击达赖喇嘛的访问。1987年9月27日，也就是达赖喇嘛在华盛顿第一次演讲不到一周的时间，拉萨哲蚌寺的民族主义僧人们举行了一次政治性示威，支持西藏独立和达赖喇嘛的建议。他们开始沿着内转经道（bogor）前进，这是一条主要的转经道（环绕神圣的拉萨大昭寺）和主要的藏人自由市场。几圈后，警察还没有出现；于是他们沿着一条主要道路向西藏政府前进。他们在那儿被捕。 第一次骚乱： 10月1日上午，另外一队二三十个僧人在拉萨示威，表达他们对达赖喇嘛的支持，以及对先前示威者的支持，并要求释放他们。警察马上把他们监管起来，开始殴打他们。一群藏人聚集在警察总部外面，要求释放这些僧人；不久以后，示威升级为全面骚乱。最后，人们放火焚烧了警察局，一些车辆和商铺，警察（包括藏人警察）向人群开火，大概有六到二十个藏人并打死。 事后北京表示出一些和解的姿态：1988年初，10世班禅喇嘛被派到西藏，授权做出一些让步，试图平息那些僧人，让1988年2月的藏历新年和祈祷大法会顺利进行。计划是，如果僧人们参加祈祷大法会，并在以后关心宗教而不是政治，将给僧人们切实的财政补偿，放松限制。1988年1月26日西藏政府释放了 59名僧人，做出善意的姿态，而仅羁押了15名僧人。接下来，在哲蚌寺的大会上，班禅喇嘛告诉僧人们，政府将拨款拉萨三大寺（哲蚌、色拉和甘登）人民币两百万元（500,000美元）。 第二次骚乱： 1988年3月5日，藏历新年和祈祷大法会的最后一天， 当喇嘛们举着弥勒菩萨(Maitreya)塑像的仪式完成时，一个僧人向坐在典礼上的一排官员叫嚷，要求释放被关押的一名僧人。一个藏人干部叫他闭嘴，他和其他僧人立即反驳说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就这样，正当所有人认为法会平安无事的度过时，局势失控，潜伏的愤怒酿成了拉萨的第二次骚乱。 第三次骚乱：1988年12月僧人在国际人权日上的示威爆发了拉萨第三次骚乱。 第四次骚乱：1989年3月5日，拉萨的藏人继续进行民族示威，酿成第四次骚乱。 在这个关键时刻，北京终于意识到西藏正在逐步失去控制，采取了强硬手段控制局势，在西藏宣布戒严。 骚乱之因： 为什么在中国采取其缓和、照顾敏感民族情绪的改良政策之时，会发生这一系列骚乱呢？思考其原因是很有启发的。 1。示威部分上是被达赖及其流亡领袖鼓动的。僧人们的示威是为了对抗中国在拉萨的批判宣传，并展示对达赖喇嘛在美国提出的新建议的支持。至此，僧人们为此感到骄傲，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支持达赖喇嘛代表西藏在西方做出的努力。 2。影响藏人态度的另外一个因素是，他们用中国政府制度的框架来理解美国发生的事情。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具有最高权力，所有的事情都通过它决定。因此拉萨的藏人自然而然地认为，美国国会议员的支持代表了美国政府对达赖喇嘛和西藏独立的支持。因此，很多拉萨的普通藏人相信，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人权小组的发言是西藏历史的一个转折点；美国——在他们眼中是世界头号军事强权——将很快强迫中国“解放”西藏。西方的事情通过短波电台传播，在决定藏人特别是拉萨人的态度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3。文革10年对传统宗教和文化的毁灭性破坏。 4。参与这四次骚乱的藏人多为59年废除农奴制后出生的藏人。这一代人没有经历过农奴的悲惨生活，对中国政府的感激之情没有上一代人深刻；相反，他们却从记事时候起就经历文化大革命，亲眼所见中国政府对西藏本土文明的摧残。到80年代末期，这一代人正是30岁左右的青年，他们的经历正逢这个热血澎湃的年龄段，让他们成为了骚乱的主力军。 5。中国政府坚持迅速发展西藏经济，这一政策制造了一些新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自1984年以来，汉族和回族大量涌入西藏。 而这一过程的开始，并不象达赖指控的“汉族人口大迁移”那样——是一个中国精心策划的方案，想用汉族“殖民居民”来“淹没”西藏。而是政府意图迅速发展西藏经济的结果。这些发展项目支付的大笔资金导致了一个巨大的经济连锁反应，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汉族建筑工人，其存在又创造了对新的中国餐馆、商店和其他服务业的需求。官方也了解其中的弊病，实际上1984年西藏党委曾试图禁止青海的汉人和回人进入西藏。但是西藏对木工、泥瓦匠和其他技术工人有着巨大的需求，这种现实需求使得禁令无法执行。汉族商人和工匠的成功给临近省份送去了西藏有利可图的信息；这一信息每年又带来了更多的汉人和回人。今天，连汉族乞丐都到拉萨来找生意。拉萨的大部分藏人对这些情况感到不满：汉人逐渐控制了当地经济，从他们手中抢走了工作机会。藏人想要经济发展，但却不想以拉萨和西藏的民族特性和人口构成的变化为代价。 自从1951年“解放”以来，文革的伤害让当地藏人感觉痛苦和愤怒；加速的经济发展项目更加加剧了藏人的这种感觉，也破坏了藏人对改革正面影响的态度和感情。除此之外，藏人的注意力更加集中到民族问题上——西藏有太多的汉人，他们谋取了太多利益。这种局势反过来又加强了藏人的无力感，以及对汉人主导的权力滥用的反感。 6。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北京不愿意给藏人所要的全面的文化和宗教信仰自由。自邓小平上台后，佛教迎来了新的复兴，很多一度繁荣的寺庙，例如哲蚌寺，也恢复了其作为宗教中心的功能。但是，在这方面还是有很多限制，例如限制僧人的总数。这些限制激怒了僧俗群众：西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实践自己的宗教和文化，却需要得到异族中国价值系统的允许。而在北京看来，这些限制是有意义的，因为那些寺庙是激进民族主义和藏独活跃分子的温床。让那些寺庙的规模和财富增长，只会增强那些致力于挑战中国在西藏地位的人的力量。 7。在这种气氛中，藏人伟大文明的精英象征——僧人——提供了点燃怒火的催化剂。 总之，究其骚乱爆发的原因，本质上是藏人压抑的不满和愤怒的自然而然的爆发。这不是拒绝1980年改革政策，而是对1959年以来，藏人被强权毁坏文化的意外反应。当藏人看见警察殴打手无寸铁的僧人，他们的民族热情爆发了。他们不是针对贫穷的物质条件，而是发泄对过去的不公正和对现在的不满。 拉萨的藏人的态度和感情很矛盾。一方面是压抑已久的愤怒，不满和沮丧；另一方面，文化、语言和经济条件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用钻研的眼光看，达赖喇嘛在美国的新的成功给他们提供了除了中国统治的另外一个现实选择——他们希望，有了达赖喇嘛的工作和美国的力量，独立彷佛就在眼前。 (我家以前的邻居里就有两户是从西藏专业回来的军人。他们离开西藏的时候藏民夹道向他们扔石头。八十年代当兵。九十年代初转业回来的 20页有人发了这个帖，当时我没有解释原因，因为当时还没有讲到80年代末期的局势。现在大家看了我29页的贴子应该明白了。 6。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西藏 （3）1978年后（第五帖：达赖与中国政府的较量） 来自美国国会的新的支持，以及西藏发生的示威和骚乱，令流亡藏人们下结论：他们认为积聚了需要的关键力量，可以给北京施压以达到他们政治自治的目标。 1988年4月，中国宣布如果达赖喇嘛公开放弃独立目标，他可以居住在西藏（而不是北京）。两个月后，1988年6月15日，达赖喇嘛在斯特拉斯堡 (Strasbourg，in France)对欧洲议会的讲话中对此做出回应。这标志着他对返回西藏的条件的第一次公开阐述。其主要内容包括： 整个的西藏(包括民族藏区和政治西藏)应该变成一个自治的民主政体，这个民主政体应于西藏人民为其共同福祉和保护自己及西藏的环境而统一的法治基础上与中国共同建立。 中国政府应负责西藏的外交。西藏政府应透过其外事单位，在宗教、商业、教育、文化、观光、科学、体育和其他非政治事务上与外界发展并维持关系。西藏应该加入与这些方面有关的国际组织。 西藏政府应建立于基本宪法之上。这个基本宪法应该授权西藏的民主体制政府……这表示西藏政府将有权决定所有有关西藏人民和西藏的事务。 由于个人自由是任何社会发展的真正根源和潜能，西藏政府应完全恪遵全球人权宣言以确保包括言论、机会和信仰在内的这些自由。其中宗教是西藏国家认同和深藏在每一个藏人心中的精神价值的根源之一，西藏政府应特别加以保护和发展。 西藏政府应设立于拉萨，应该有一个经由民选选出的行政长官、一个两院制的立法机构，和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 西藏的社会和经济体制应该取决于西藏人民的医院，并特别注重提升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准。 我们应该召开区域性的和平会议，以确保西藏的非军事化。在和会召开、中立化和非军事化达成之前，中国得在西藏维持数目严格限制的军事设施，这些设施的存在应该完全为了防卫的目的。 达赖喇嘛表明他已准备好和中国就此建议进行谈判，并宣布其谈判小组成员，其中包括一名荷兰籍法律顾问。 斯特拉斯堡建议不寻求完全独立，但是它也不接受中国政治制度下的有限自治。如其说它呼吁给西藏新的地位，还不如说它支持回到清朝统治下的自治权。达赖喇嘛可以接受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但是中国应对西藏事务基本没什么权力。因为这份建议基本上早在1984年秘密会谈中就已提交给中国，所以对中国而言没什么新东西。但是，这次讲话的重要性在于：达赖喇嘛第一次公开宣布：独立是个不现实的目标；如果能够按照他的意思完全自治，他愿意接受西藏作为中国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一个勇敢的建议，这份建议在流亡藏人政治圈内掀起了波澜，很多人批评它是背叛。 这份建议同时是个有效的政治策略。因为邓小平和其他高官多次重复说，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现在这份建议把北京放在了一个困难的位置。显然，拒绝这份建议会显得北京不讲道理，同时也提升了达赖喇嘛一个政治家的国际声望——为了达成永久性的和平愿意做出妥协。 起初，斯特拉斯堡讲话将北京陷入混乱。从基本面上看，中国领导层并不愿意接受这个妥协方案——达赖不提独立而改为完全自治，但是这种自治比独立少多少？北京的强硬派认为这只不过是达赖耍的政治手段，玩的文字游戏。但是同时，内部也有意见认为，至少要给外部一种愿意讨论斯特拉斯堡建议的印象，因为它没有要求独立。最后，在开始表现出一些兴趣的信号之后，强硬派的观点占了上风，斯特拉斯堡建议被认为是独立的一种隐蔽方式而被拒绝。 回顾一下历史，不说中国怎么可能允许成立一个大西藏，单说在中国当时的内部局势下，北京怎么可能让藏人享有西方民主式的自由？达兰萨拉在谈判队伍中包括了一名西方顾问，这不必要地刺激了中国，让后者认为受到了外部干涉。最终谈判没有进行。 在此局势不断恶化形成僵局之时，西藏第二大活佛——班禅喇嘛——于1989年1月28日突然逝世，他的死给双方带来一个和解的机会。 中国方面希望打破和达赖喇嘛的僵局，由佛教协会邀请达赖喇嘛来北京参加班禅喇嘛的葬礼，想借此机会让达赖喇嘛和中国高层领导非正式地讨论政治局势。中国方面相信达赖喇嘛比他的那些顾问们更缓和，直接与达赖会面可能会打破僵局。一个例外的机会突如其来地出现在达赖喇嘛面前，他可以访问中国，而不用理清那些复杂的政治问题。 但是达赖喇嘛和其高官不愿意接受这一邀请。流亡藏人的强硬派官员们担心，在和中国高层面对面的讨论中，达赖喇嘛可能会接受比他们所想的更多的妥协。他们认为目前的一切局势显然对他们有利，流亡领袖们劝说达赖喇嘛不去冒这个险，拒绝了邀请，并告诉中国佛教协会，他们已在达兰萨拉（Dharmsāla，是印度北部喜马偕尔邦的一个城镇，为西藏流亡政府的政治中心和驻地。因此，达兰萨拉时常以“小拉萨“闻名；在中文语境中，达兰萨拉往往是西藏流亡政府的代名词。）举行了适当的仪式来悼念班禅喇嘛。后来很多人回顾起来，认为这是1978年后丧失的最重要的机会 。 其间，1989年西藏的局势进一步恶化。拉萨的藏人继续进行小的民族主义示威，并在1989年3月5日酿成第四次拉萨骚乱。在这个关键时刻，北京终于认识到西藏正在逐步失去控制，采取强硬手段来镇压动荡局面，走出了激烈的一步，在西藏宣布戒严。 1989年北京受到的另一个大挫折是达赖喇嘛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海内外的藏人都认为那是一个胜利——一个间接的但是强有力的声明：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合法的，这是一个信号，全世界都在身后支持达赖喇嘛和中国的斗争。最后，1989年发生了天安门事件。尽管这一事件和西藏的形势没有直接联系，藏人一般对所谓的“汉人”事务不感兴趣，但是天安门事件无疑在中国激起了更强硬的政治政策。 到1989年底，北京在西藏的内外策略处于一片混乱之中。除非中国愿意放弃西藏的直接政治控制，接受斯特拉斯堡建议，否则流亡藏人将继续他们的国际游说活动，鼓励更多的西藏内部示威和新的国际谴责。达赖喇嘛重新夺回了主动权，他的国际建议成功地把局势扭转过来，北京在国际国内两个战场都处于被动防守。 [ 本帖最后由 Heran 于 2007-2-13 02:09 编辑 ] 附件 达兰萨拉位置图.png (50.13 KB) http://www.dolc.de/forum/attachments/20070213_bfe015e753a5d642e129rlUncm5yPdf0.png 6。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西藏 （3）1978年后（第六帖：达赖与中国政府的较量） 北京对此的反应是采取更加强硬的民族同化政策。北京强硬派认为：毛泽东的渐进主义西藏政策（支持达赖喇嘛同时放慢改革速度）促成了1959年的叛乱；而胡耀邦的政策导致1987～1989的骚乱。很多官员强烈感觉，如果中国不停止“娇纵”西藏反动分子，局势会变得完全不可收拾。 中国政法委书记乔石（现在是人大委员长）在一次到拉萨的调查过程中的讲话，揭示了北京的愤怒和沮丧之情。在拉萨召开的一次西藏政治协商会议上，前西藏政府和宗教领袖不满当前的宗教、语言和经济政策。乔石的反应非常愤怒，对着这些前社会精英，冲口而出一些“阶级斗争”的词汇，这些词汇自从1978年邓小平上台就没有听到过了。乔石提醒他们，对于过去的错误，政府已经归还了寺庙，并给予他们很高的社会地位。然后他辛辣地问他们还想要更多吗——“你们想要我们怎么做？”他说，“把你们的仆人还给你们，让你们象旧社会那样生活吗？” 在1989年冬的政治局会议上，胡耀邦的缓和政策正式被放弃。领导层的总体感觉是，北京对西藏的自由化条件，既没有从拉萨人民那儿得到表扬，也没能使他们死心塌地成为中国的一部分。相反，他们增长的民族主义激情带来了不安和骚乱，实际上弱化了中国在西藏的地位。这一失败促使北京采取新的政策，提高西藏的安全。新政策不依赖于赢得西藏当前的这一代人；北京认为，这一代人是毫无希望的反动分子。 新政策定位为：不能指望达赖喇嘛在西藏扮演建设性角色。北京试图抛开他来解决西藏问题。 更具体的做法是，北京派遣受过更好教育的人员（非藏人）进藏，来加强西藏党的领导，希望他们能够更加有效地使西藏和藏人现代化。类似的，更大的努力放在教育藏族年轻干部和在复兴党的各级机构——从上层到乡村一级。当然，安全方面也得到了巨大的改善，在不稳定区域增加了一些便衣和警察局，更新监视设备。这些措施的结果是，新的示威很快得到控制，有效制止其升级为骚乱。确实，自1990年戒严解除之后七年间，尽管有频繁的示威，却没有发生一起新的骚乱。此外，实施这些控制措施没有限制拉萨居民的日常生活——只要拉萨人不从事政治活动，他们想去哪就可以去哪，可以自由地会见朋友，邀请喇嘛举行宗教仪式，集会等等。这种成功给了北京的领导人信心，无论藏人不同政见者（或者流亡藏人）搞什么阴谋，他们的安全部队都能对付。 中央政府新政策的基石是经济增长和现代化——为基础建设和提高生产力的发展项目拨出大笔资金，以此来加速西藏的经济发展。这一政策寻求西藏和藏人的现代化，提高他们的收入，牢牢地将西藏和内地的经济联系在一起，以降低他们的离心力。为了有效地实施这一政策，北京决定西藏必须迅速发展。例如，1994年7 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三届全国西藏工作会议宣布，西藏“急切需要发展得更快些”，制定了经济计划要求每年增长10个百分点，到2000在西藏1993的GDP 基础上增长一倍。在1994年会议上，北京同时批准了总额达23.8亿元（约合2亿7千万美元）的62个基础建设项目。 从某种程度上说，新的经济政策取得了北京所希望的效果。大批藏人从经济上受益，其他的把注意力从政治转到新的经济机会上来。但是，这一政策也知道了一个严重的问题。“经济融合”的一个关键要素是，允许非藏民族（汉族合回族）自由地在西藏做生意。成千上万的汉人和回人来到西藏，参与建设项目和开办公司。随着北京逐步提高资金投入，这一数字还在继续上升。这一非藏人群是整个中国一个常见的现象的一部分，通常称为“盲流”——也就是说，他们是一个地区（通常是农村）的常驻居民，但是暂时居住和工作在另外一个地区（通常是城市）。他们在他们工作的地方没有“户口”，因此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殖民者”，但是长年累月地住在那儿。自中国于1984年至1985年间宣布要将“开放”政策扩展到西藏开始，作为经济迅速发展的结果，这股人流不断扩大。对于这一人群，西藏自治区还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但是他们极大地改变了拉萨的人口构成和基调，而且他们已经开始扩展到小的县城。如此多的非藏人在西藏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他们的到来将西藏的政治中心拉萨，变成一个非藏居民人数与真正的藏族居民相等，甚至更多的城市。 非藏人现在控制了当地经济的各个层面的大部分领域——从街头的自行车修车匠，到计算机店老板，到和中国内地做生意的大公司。 拉萨的很多藏人对这股洪流颇有怨言，他们认为应该制止或者严格限制这种情况，因为西藏是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藏人而不是外来者应该是市场经济新的增长的第一受益人。藏人们相信他们在经济上无法和那些更有技能、更工业化的汉人和回人竞争；如果政府不介入，保证自治区居民的福利，他们将在经济上和人口构成上不断被边缘化。这种言论认为，中国应该像树立强大的贸易壁垒，阻止外国人控制中国的新兴民族工业那样，为西藏制定规章制度，阻止资金和其他优势的中国人进藏，保护藏人。 北京否决了这种言论，坚持快速发展是第一位的。它拒绝禁止或者限制非藏工人流入西藏，也不愿为少数民族地区制定特殊的经济保护法规。邓小平本人强烈支持这一观点。例如，1987年他说，“西藏是人口很稀少的地区，地方大得很，单靠二百万藏族同胞去建设是不够的，汉人去帮助他们没有什么坏处。如果以在西藏有多少汉人来判断中国的民族政策和西藏问题，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关键是看怎样对西藏人民有利，怎样才能使西藏很快发展起来，在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走进前列。” 当然，北京不愿意阻止这一人口流动，也有政治和战略动机。大量的非藏人口在西藏居住和工作，这给北京一个新的强大的拥护中国的“支持者”，提升了西藏安全。尽快这些中国人并不认为自己是永久殖民者，每几年都有不同的内地人居住在西藏的主要城市。就像很多美国人一样，他们到一个城市去工作几年，最后定居在这个城市；很多汉人也可能最后定居在西藏。因此，虽然北京无法劝说大部分藏人忽略达赖喇嘛，接受成为中国一部分最符合他们的利益，但是北京可以授权大量中国人定居在西藏。通过新的法案，给予“流动人口”有吸引力的补贴，诱使他们在西藏定居，以此来造成大批汉人的定居事实。（我记得2001年大学毕业时，学校号召我们去西藏“支边”，去的同学可以被评为“先进毕业生”，去到西藏还可以得到一大笔“安家费”，而且据说那里的工资是内地的两倍。全校有多少毕业生去了西藏我不知道，但至少我们班有一个女生去了西藏大学教书。） 对于中国领导人而言，同样重要的是，他们期望这些中国人能给藏人带来现代思考和行为模式的范例，让他们耳濡目染，逐渐仿效。基于其他少数民族的历史经验，北京领导人部分倾向于这种文化传入过程，更“现代化”的汉人能够打开藏人的思想和眼界，创造出新的，“现代化”的藏人，而这些藏人不会深受宗教和喇嘛的影响。因此，尽管北京意识到，其开放政策短期内会给藏人带来伤害和痛苦，它觉得这是西藏社会现代化不可避免的代价，长期而言它会获得胜利。 但是，很多藏人，包括藏族干部和知识分子，受到这一政策的伤害。在拉萨少数民族干部圈里传播的一个“黑色”幽默反映了藏人对中国政策的失望： 你知道[中国统治下]现代西藏历史的四个阶段吗？ 第一个十年(1950-60)，我们丢了土地[即，中国军队进入并控制了西藏]；第二个十年(1960-70)，我们丢了政治权力[即，传统政府被汉人主导的共产党政府替代]；第三个十年(1970-80)，我们丢了文化[即，文化大革命毁灭了宗教和其他旧的风俗]；第四个十年(1980-90)，我们连经济都丢了[即，开放经济政策使得非藏人主导了自治区的经济]。 北京还试图通过教育制度来创建一个“现代化的”，受过良好教育的新一代藏人精英阶层。当过农奴并且支持中国共产党的老西藏人年事已高，有的已经作古。推翻农奴制后出生的并经历过文革的西藏人被认为是毫无希望的反动分子。北京现在把重点放在培养新一代西藏人上。除了西藏的标准学校系统之外，1985 年开始了一个计划，在中国内地省份建设特殊的西藏中学或者西藏班，并在1987年后扩大了这一计划。今天，大约有10，000青年藏人在中国内地的这类学校中就读，并有更多的在职业学校念书。（我读中学的时候，我们学校就有专门的“藏班”。高一时所有的藏族同学都在一个单独的班里，高二文理科分班时就把藏族同学插进普通的班里了。我们高二时班里有5个藏族同学。） 1994年，西藏开始了新一轮教育和党的改革，寻求减少文盲，同时更严密地控制教育内容，以使西藏学生不会接触到微妙的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意识形态。同样，1994年，下令西藏政府官员召回在达兰萨拉念书的子女，停止在家中供奉达赖喇嘛的画像。 这些变化造就了一批受过良好教育，宗教色彩淡漠，适应中国社会生活的藏人群体。 北京的“强硬”西藏政策也延伸到语言等文化领域。藏人可以自由的穿着、说、写和用“藏语”生活，但北京现在不愿实施更多的“文化方面的”改变，担心强化西藏的特性会将西藏和中国的其他部分分隔更远。因而，中国不将藏语作为政府机构的标准语言；同时，北京继续限制僧尼的人数，收紧重建寺庙的限制，并加强对现在寺庙的管理。 所以，北京1989年之后的政策基本上重新定义了西藏的民族和文化自治。在很多领域，例如计划生育，西藏仍存在特殊的补贴和优惠待遇。过去认为，因其历史，西藏在中国有其特殊地位；现在则认为，西藏只不过是多民族国家中的一个少数民族而已。西藏被看作是一个民族区域，只要藏人愿意，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文化生活，传承；但是没有什么特殊的承诺要保证西藏的人口构成、语言同质性永远不变。“民族敏感”的政策被不那么缓和的政策所代替，西藏现代化和建立新的“现代化”藏人优先。凡是强调西藏特性，将之和中国其他部分分隔开来的政策被否定，或者阻止，因为这和中国的国家利益相对立。 北京的强硬政策将达赖喇嘛置之不理，强迫他亲眼目睹他视之为悲剧的一系列世界。在一千多年有记载的历史中，尽管有战争和征服，饥荒和自然灾害，西藏仍然是藏人独占的家园。现在西藏以及流亡的藏人只能看着它的逝去。达赖喇嘛继续赢得巨大的国际同情，对西藏的本地藏人态度仍然有巨大的影响，但是他无力停止中国的新政策；因为这一政策（最少在短期内）不依赖于当地藏人的批准，国际社会也没有提供实质性的支持。 于是，北京重新占了上风。达赖喇嘛国际运动的胜利看起来越来越象出征舞一样的胜利。国际建议在西方赢得了巨大的象征性胜利，但是这些短暂的胜利不仅无法强迫中国接受他们的目标，反而促成了北京出台新的强硬政策，而这一新政策实质性地改变了西藏。 (一直留在国内的班禅在这些动荡的日子里都在干什么？ 十世班禅生平： 十世班禅罗桑确吉坚赞，意为“法幢”，于藏历第十六绕迥之土虎年正月初三（1938年12月19日）诞生在青海省循化县温都乡一家贫苦农民的家里，乳名贡布才旦。父古公才旦，母索南卓玛，胞弟温都?公布甲。 二十世纪早期，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关系不好。191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从印度回到拉萨，向封建庄园主征收新税，九世班禅喇嘛拒绝交税，声称他的土地使用权（由满族皇帝授予）条款排除了此等附加税种。十三世达赖喇嘛坚持班禅喇嘛必须缴纳，这使得九世班禅喇嘛和他的高官于1924年逃亡到中国。后来，班禅喇嘛于1937年在内地逝世。 九世班禅圆寂后，按照惯例积极进行寻找转世灵童工作。1949年6月3日，青海灵童官保慈丹（即贡布才旦）被认定为第九世班禅额尼德尼转世，继任为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同年8月10日，在国民党政府专使关吉玉（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和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主持下，在塔尔寺举行了坐床大典。 十世班禅诞生和成长的年代，正是抗日战争和中国全面内战的历史时期。同时，还面临着西藏极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妄图搞“西藏独立”的严峻局面。在这种动荡不安的政治形势下，幼年的十世班禅便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对他的成长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前夕，国民政府极力拉拢班禅，企图把班禅迁往台湾。当时班禅才11岁，虽然不可能决定政治上的重大问题，但他在父母和长辈的影响下，自己有一个明确的主张：我是藏族人，是喝黄河水长大的，我爱故乡，不到外边去，绝不能离开生我养我的土地。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班禅喇嘛决定把宝押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因为看起开共产党更可能帮助他返回西藏。1949年10月1日——也就是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日子——班禅喇嘛给毛泽东发电报说： 班禅世受国恩，备荷优崇，二十余年来，为了西藏领土主权之完整，呼吁奔走，未尝稍懈，第以未获结果，良用疚心，刻下羁留青海，待命返藏。兹幸在钧座领导之下，西北已获解放，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凡有血气，同声鼓舞。今后人民之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西藏解放，指日可待。班禅谨代表全藏人民，向钧座致崇高无上之敬意，并矢拥护爱戴之忱。 1951年春，十四世达赖亲政，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政府商定在北京举行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中央特邀十世班禅进京，共商国事。4月25日，班禅一行 45人到达北京，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为班禅接风洗尘。宴会前，周总理同班禅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班禅被周总理渊博的知识、诚恳的态度、谦虚的作风、端庄的举止、慈祥的笑容深度吸引，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对班禅以后的成长产生了深刻影响。 九世班禅自1923年受到十三世达赖的排挤，离开后藏的札什伦布寺以来，至十世班禅时，两代班禅已有近30多年无法回到他的驻地札什伦布寺了。后来在中国政府帮助下，十世达赖于1952年4月28日安抵拉萨，受到拉萨各族各界僧俗群众和驻藏人民解放军官兵的热烈欢迎。当日下午，班禅在布达拉宫日光殿拜会达赖，进行了长时间的亲切交谈。达赖和班禅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见，标志着两位宗教领袖之间长达29年之久的隔阂消除。随后班禅在拉萨住了一个多月，即于 6月6日离开拉萨，23日回到了日喀则的札什伦布寺。 年仅14岁的十世班禅回到札什伦布寺后，在安定的环境下，主要是认真学习经典。嘉雅经师继续指导班禅学习。后嘉雅返回青海，由札什伦布寺很有声望的活佛洛桑曲培?桑达丹巴坚赞（又称恩久）继任经师。这一阶段班禅系统地研读了《常颂经典》、《仪轨大全》、《入行论》、《大威德金刚灌顶仪》、《时轮金刚大全》、《诸护法神供赞文》、《祈愿文》、《普提道次第广论》等。1956年以后，又学习了显宗五部大论、慈氏五论，继又学习了藏传教密宗的基本理论—— “四续部”等。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班禅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他于7月16日从日喀则启程，9月1日与先期从拉萨启程的达赖在西安相会，一同前往北京。藏传佛教界认为，毛主席是文殊菩萨的化身，达赖是观音菩萨的化身，班禅是无量光佛的化身，三位长尊至圣的菩萨在人间的化身相会在一起，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9月27日，班禅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12月25日，班禅在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上被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1955年 3月10日，周总理举行宴会，为达赖、班禅送行。3月12日，班禅离京返藏。 从这时起，十世班禅个人的成长和他肩负的使命，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已成为18岁的成年人了，开始以自己的眼光观察事物，以自己的头脑分析问题，以一个政治家的面貌独立开展活动。他明白只有使自己的才学和佛教地位相称，才能在振兴和弘扬藏传佛教事业上有所作为；继承和弘扬前九世班禅开创的事业，建设繁荣幸福的新西藏，是他肩负的历代班禅所没有遇到的新使命。因此，他下定决心，刻苦学习，尽快地充实自己，提高自己。1955年返藏途中，就开始学习汉语文，3年后他已掌握二、三千个汉字，能阅读一般的汉文文件和书报了。还学习了中国历史、中国共产党史，领袖人物的革命斗争史等。在佛学方面，继续在恩久经师的指志下，细读深研五部大论，慈氏五论和四续部，并有很大的利益。 1956年11月25日，达赖和班禅到达新德里，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大会。这时班禅受到了在印度的分裂主义分子的拉拢，企图煽动他背叛祖国。班禅摆脱了反动分子的纠缠和干扰，于1957年1月29日，毅然乘飞机先期返回拉萨。 1959年3月间，发生了举世瞩目的拉萨叛乱和达赖仓惶出走的事件。在事件发生和中央处理这一事件过程中，班禅始终拥护中央采取的措施，保持了日喀则地区的基本稳定。3月28日周总理发布命令决定人民解放军彻底平息叛乱，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代行西藏地方政府职权，任命班禅代理自治区筹委会代理主任委员职务。 1961年1月23日，班禅回到北京，他的精力主要放在了广泛地同全国民族界、宗教界的人士进行接触，了解各地的情况，针对当前的极左思潮，起草“意见书”。班禅大师意见书的题目为《通过敬爱的周总理向中央汇报关于西藏和其它藏族地区群众的疾苦和对今后工作的建议》，这就是著名的“七万言书”（汉字7万）。1962年6月上旬，班禅把意见书送交了中央，同时进见了周总理、彭真、乌兰夫、李维汉、习促勋等，面陈了意见。 1966年的夏天起，“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中国大地，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班禅大师也遭到不公正的对待。从1968年春起，他无法与人交谈，冷冰的铁门，灰暗的单人牢房，整个监狱像死一样的沉寂、烦闷、恐惧到极点的时候，他就在牢房里狂怒地奔走，猛烈地敲打铁门，愤懑地呼喊：“打开铁门、把我拉出去，交给群众批斗”。“你们为什么不批判我，不提审我，我要见人，我要说话”！班禅在狱中有时故意打翻饭碗，或放风时故意踢看守一脚，以便惹他们生气，找机会吵一架，才感到好受一些。但是，班禅大师毕竟是意志坚强的人，具有顽强的毅力，他利用坐监的机会，学会了一口流利的汉语，把一本《新华字典》翻破了，攻读了大量毛泽东著作和马列著作。 1977年10月出狱后，班禅成了北京市的普通公民。每天起来得很早，念过晨经，就出去跑步，从北京站一直跑到天安门广场。他贪婪地呼吸着空气，自由自在地同早起的北京人一块做操，见到任何人都可以亲切地问声好。跑步回来，吃过早点，就看书学习。学习累了，就到胡同里转转，有时自己去买菜、买日用品。他虽然过着普通人的自在生活，但他的年龄毕竟还不过38岁，精力充沛，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因此当他每天清晨见到长安街上的急急擦肩而过的人流时，他就觉得他们去上班，有工作，多么美好，便勾起他心里一股难以言状的冲动：十几年来，他失去了许多，但令人最痛心的是失去了为祖国效力的机会，失去了为人民服务的权力。 1979年1月，10世班禅结婚，他是历任班禅中唯一结婚的。此后，他严守藏传佛教中的格鲁派戒律，从此不再作为出家人穿过袈裟，只穿华贵藏袍，即使参加重大的宗教活动，也毫不避讳自己已有妻室。 十世班禅44岁那年（1983年），他有了女儿尧西·班·仁吉旺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陆续为他落实政策，安排工作。1979年7月2日，在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班禅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1980年，被当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不久，他就去藏区视察。临行前，邓小平对大师说：“你是我们国家最好的爱国者”，视察中“你自己的活动，可以放手，不要顾虑”。“你在这次下去的时候可以说，文化革命中那些事情都错了。你不要怕，就说这是中央领导同志讲的。”班禅受到很大鼓舞，决心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重新工作后的10年中，大师不辞劳苦，风尘仆仆七次去西藏，三次去青海，两次去四川藏区视察，万里高原到处留下了他的足迹。1987年10月8日，拉萨骚乱事件发生不久，正在西宁视察的班禅发表长篇讲话，谴责分裂活动，态度鲜明地维护祖国的统一完整。后来，班禅曾率代表团出访的澳大利亚、尼泊尔及南美数国，增进了各国人民、宗教界人士之间的友谊。 1988年5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对班禅大师进行了平反。 班禅大师十分关心继承和发展具有悠久历史的藏族文化传统，非常重视发展教育事业，强调学习和使用藏语文的极端重要性和必要性。在大师的倡导和主持下，于北京创办了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他亲自担任院长，培养政治上热爱祖国，宗教上有较高造诣的佛学知识分子。 1989年1月9日，班禅离京去日喀则，参加五世至九世班禅合葬灵塔、东陵札什南捷的落成开光典礼。1月10日，班禅到大昭寺朝拜大昭寺朝拜释迦牟尼佛像，诵经祈祷。1月11日上午，中共中央委员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热地，把60年代从班禅家没收的档案材料，包括“七万言书”手稿和照片、梦兆录、卦辞等退还给班禅本人。大师面对“七万言书”手稿感慨万千，向在座的人说：“你们看，这意见书，全是我亲手书写，亲自修改的，为了它，我花了不少心血。批判时，因为这个“日万言书”，冤枉了不少人。”1月13日，抵达札什伦布寺。1月22日，举行合葬灵塔的开光典礼，班禅发表了激动人心的长篇讲话。1月23 日，班禅邀请参加开光典礼的地专级以上干部举行座谈会，征求他们对藏区工作的意见。25日与有关同志商讨工作。26日给信教群众摩顶祝福。27日听取灵塔建设办公室同志汇报工作，研究表彰奖励建塔有功人员；晚上宴请日喀则地区县以上干部，直至28日凌晨1时多才上床休息；躺在床上，还看了半个多小时的报纸。1月28日4时许，班禅大师感到身体不适，胸部疼痛，医务人员给服了药，躺下小睡了一会儿；8时半醒来，大师说“好多了”，神志清醒，医务人员给做心电图；8时35分，大师“噢”地大叫一声，随即昏了过去。后经中央立即派来的医疗专家小组和地方医务人员多方抢救，均无效，一颗伟大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终年51岁。 附件 10世班禅的坐床典礼.png (120.96 KB) http://www.dolc.de/forum/attachments/20070214_00211bcd49530e1dd6d94m8Q7qLjljYT.png 1957年班禅在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研究佛经.jpg (43.74 KB) http://www.dolc.de/forum/attachments/20070214_9b1e878e7bd4aa36ce1almp6sxJqx7rx.jpg 10世班禅法像唐卡.jpg (53.28 KB) http://www.dolc.de/forum/attachments/20070214_484b7b8ca3f7404a9cb1cKgCVQQPM2Sr.jpg 10世班禅打羽毛球.jpg (44.59 KB) http://www.dolc.de/forum/attachments/20070214_385a9bc98cc8a4cabba66m5dRWLNpgfz.jpg 达赖和班禅赴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png (152.95 KB) http://www.dolc.de/forum/attachments/20070214_2aeff4f112c10dbd374dQa3IRo3JPTtx.png 10世班禅和经师嘉雅活佛同声诵经.jpg (27.36 KB) http://www.dolc.de/forum/attachments/20070214_37f20fa09eea2b0ea7beeYSjOdkjmdcN.jpg 10世班禅与父母在一起.jpg (33.9 KB) http://www.dolc.de/forum/attachments/20070214_7c249ed202c231998c98UgjaOh3ObSvA.jpg 10世班禅在海边坐禅.jpg (33.46 KB) http://www.dolc.de/forum/attachments/20070214_51866a6d43b79149f4b2yVY1FjYtnIen.jpg 6。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西藏 （3）1978年后（第七帖：两个11世班禅） 1989年1月28日，十世班禅喇嘛在西藏逝世，中国政府同意选择新的班禅喇嘛。因为此事和西藏有关，选择过程应按照西藏传统和规范，以确保新的转世灵童在西藏的宗教合法性。同时，考虑到政治需要，北京需要在寻访过程中明确反映中央政府在挑选转世灵童上的权威，而且下一任的班禅喇嘛必须在中国找到。为了达到这两个目标，北京的策略是，由前任班禅喇嘛主寺（扎什伦布）的喇嘛和僧官们组建一个“传统的”藏人寻访队伍，授权他们按照古老的传统习惯（梦境、预兆、形迹和寻找）来确定数个转世灵童“候选人”，把候选人的名字写在象牙签上，放入“金瓶”，再在中央政府的见证下，从“金瓶”中抽出一支签，此签就确定正式的转世灵童。这一金瓶挚签的习俗起自1792年清朝皇帝乾隆。 北京一开始并不想有达赖参与，但是考虑到新任班禅喇嘛的合法性，后来试图和达赖喇嘛在寻访上达成某种共识。（历届新班禅和新达赖都要经过在世达赖和班禅的认可，自乾隆皇帝后也要经过中央政府的认可。）此时北京的态度是，如果达赖喇嘛愿意合作，当然最好不过了；但是如果达赖喇嘛不合作，中国也能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 达赖喇嘛也于1991年3月送了一封信给新德里的中国大使馆，说他愿意在寻访过程中提供帮助；从1990年到1993年，他的大哥嘉乐顿珠在不同场合劝说中国政府，让达赖喇嘛参与进来，让他派遣喇嘛到西藏帮助寻访。 北京默许寻访小组的负责人，扎什伦布寺的恰扎活佛和达赖喇嘛取得联系。1993年7月17日，恰扎活佛趁嘉乐顿珠访问北京之时，托他转送一封信给达赖喇嘛。这封信用了传统的西藏手卷格式，提及达赖喇嘛时使用了最尊贵的措词，信中向达赖喇嘛祈福，希望他帮助迅速选择班禅喇嘛；也就是说，请求达赖喇嘛在选择过程中的合作。 从藏人的角度看，达赖喇嘛认可信的班禅喇嘛至关重要，因此恰扎活佛继续非正式地和达赖喇嘛通讯。到1994年底，寻访队伍汇编了“候选灵童”列表，第十一世班禅喇嘛将从中选择；恰扎活佛给达赖喇嘛一封信，信中列出了25名候选灵童的详细资料（包括照片）。他还通知达赖喇嘛，种种迹象表明，其中一名男童——根敦确吉尼玛(Gendun Choekyi Nyima)——是真的转世。；1995年初，达赖喇嘛检查了这些资料，同意恰扎活佛的结论。2月初，达赖喇嘛给恰扎活佛回信，说他的占卜结果也确认了根敦确吉尼玛。 由于恰扎已经获得了达赖喇嘛对根敦确吉尼玛的确认，接下来绝对必要的是，他要获得北京给该灵童的认可。他的计划是，北京先正式承认该灵童，然后达赖喇嘛指出他也认为这个选择是正确的，让达赖喇嘛和北京都不失颜面。 中国媒体报道，1995年2月11日，恰扎活佛试图劝说中央政府免除金瓶挚签，向他们保证，根据藏族传统，他在扎什伦布前任班禅喇嘛灵塔（宗教坟墓）前进行了抽签，结果确定根敦确吉尼玛是无可争议的真正的转世化身。然而他的努力没有成功，1995年3月，北京要求恰扎提交三到五名候选人姓名，以供金瓶挚签之用。 就在这个时刻，1995年5月14日，达赖喇嘛突然向世界宣布，他已认定根敦确吉尼玛是新的班禅喇嘛。他的声明宣称中国政府在选择上没有任何权威，他说，“寻访和确认班禅活佛的转世化身是宗教事务，而不是政治事务。” 这一宣告当然激怒了中国政府，并使之感到难堪。北京曾试图通过恰扎活佛和扎什伦布寺，按照“藏族”的惯例来进行此事，甚至寻求达赖喇嘛的帮助；但是现在，被羞辱地扔到一边，好像与整个决定过程毫无关系。达赖喇嘛向全世界展示，即使他身在流亡，他仍然能够决定转世寻访的最后结果。 显然，达赖喇嘛清楚地知道他的先发制人的宣布会激怒中国政府，他故意这么做是要向北京和全世界显示他在这一事件上极为重要的角色。但是从中国观点看来，他的这一宣布是一个敌对的政治行为，旨在让中国难堪；同时再次说明达赖喇嘛无情地追求在西方世界的名望，而不顾中国付出的代价。中国认为，达赖喇嘛再次在关键时刻藐视北京，并送出了一个清楚的信号，他不愿和北京合作。 达赖喇嘛先发制人地宣布下任班禅喇嘛，这一决定至少可以说是政治上不够敏锐。就算北京最后选择了另外的灵童，达赖喇嘛仍然能够否决北京的选择，说出自己认可的根敦确吉尼玛。相反，如果北京也确认根敦确吉尼玛，达赖和北京可以达到“双赢”的结果。同时达赖喇嘛也可以给北京一个政治信号，表明他真心诚意地愿意和北京合作，减少冲突，解决问题。理性上，达赖喇嘛知道他需要在北京有更多的朋友和支持者，而不是华盛顿或者纽约，但是从感情上，他却很难采取适当的措施达到这一目的。 达赖喇嘛的宣布置北京于困境，北京不得不决定是否挑战达赖喇嘛（当然，也是它自己的寻访小组的）选择。如果它同意达赖喇嘛的选择，可能会给人印象，它只不过是遵从达赖喇嘛的更基本的权威。但是，如果它不同意，并选择了另外的灵童，那么可能有很多藏人会拒绝接受这位班禅喇嘛的合法性。 北京花了5个月来决定这个事情，最后用金瓶挚签选择了另一名男童；中国政府于1995年11月正式确认其为下一任班禅喇嘛。现在，就有了一位部分藏人不愿意接受的11世班禅喇嘛；和另一位根敦确吉尼玛。 达赖喇嘛及其支持者叫嚣着攻击这个决定，认为这个男童是个假的转世化身，控告北京侵犯了西藏的宗教自由和达赖喇嘛的历史特权。达赖还指控中国政府软禁了根敦确吉尼玛，说他成了中国最小的政治犯。而北京方面说根敦确吉尼玛现在和他的家人平静的生活在一起，不公布他的下落是因为他本人不愿被外界打扰。 随后，北京也加强了对达赖喇嘛的宣传攻势，使用更粗暴和侮辱的词句。这一反达赖喇嘛运动持续到现在。许多中国人士相信，等待72岁的达赖喇嘛逝世，是对他们的“西藏”问题的最简单的答案。认真的寻求和达赖谈判并没有多大好处，就更不用说做出很大的让步了。北京对达赖喇嘛的信任达到了最低点。 同时，中国政府全力加快发展和西藏现代化政策。它希望无论达赖喇嘛和藏人怎么想，怎么做，这一政策能够巩固其在西藏的地位，最终创造出新一代藏人，让他们认为最合乎利益的就是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即使这一点没有成功，这一政策也会从根本上改变西藏的人口构成和经济特性，因此，不能赢得西藏的下一代也不会减弱北京对西藏的控制。 附件 清政府赐的用于金瓶掷签的金本巴瓶1.png (100.77 KB) http://www.dolc.de/forum/attachments/20070215_715b1a0bcfb0e8d7b1abPVNr24lZ5PlW.png 清政府赐的用于金瓶掷签的金本巴瓶2.png (28.47 KB) http://www.dolc.de/forum/attachments/20070215_72b6a50083d2689e88aaHp6lrBOxbepG.png （全文完） ( 那么我们认同并尊重的十一世班禅现在在藏人中的接受程度有多大呢？我们的小班禅已经是个快二十岁的青年了，他在藏区有自己的威望了吗？ 威望肯定是有，但是有多少人反对不知道。北京和达赖各执一词。 不过看过一个纪录片，现在藏民家里挂的都是北京选的班禅像。 ( 我在我网上能找到类似的纪录片吗？还有现在随着外来人口的增多，藏汉或者藏回的通婚率高吗？其实民族之间血脉的融合是有助于降低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的，个人以为。 去youtube上看看？通婚率应该很高的，就连10世班禅都还俗娶了一个汉族老婆，还生了一个女儿。 [ 本帖最后由 Heran 于 2007-2-15 01:46 编辑 ] 附件 10世班禅全家人和邓颖超在一起.jpg (9.24 KB) http://www.dolc.de/forum/attachments/20070215_863b065c44cbee0d3bdbeKVdDLFNp1MX.jpg 10世班禅和妻子结婚3周年纪念照.jpg (6.47 KB) http://www.dolc.de/forum/attachments/20070215_db0e14b687829bd5e31967BcHKXBGVMU.jpg 10世班禅的女儿尧西·班·仁吉旺姆.jpg (40.75 KB) http://www.dolc.de/forum/attachments/20070215_af6234e6c0682e2e77b28uFuS2fsywg7.jpg ( 还有楼主以前提到的中国政府吃了定心丸因为达赖死后要在中国找到转世灵童，是祖上的规矩吗？ 是的，达赖和班禅只能在藏区寻访，不能去流亡在国外的藏人中寻访。 (由于人口和经济的差异，通婚后少数民族文化将受到致命的打击，也就是所谓的“汉化”，对于弱势的一边，也就是少数民族文化来说这是非常危险的。 (请大家不要总站在汉族的立场考虑问题。 在发展经济的背景下，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任何民族的古老传统都或多或少的被淡化了。少数民族如此，汉族也是如此。汉族传统的婚嫁形式，汉族传统的正月十五庙会，祭孔，端午节，腊八节.....不知还有多少汉族人还在真正遵守。所谓的“汉化”，说到底应该是“西化”。 任何民族的文化也并不是形成后就一成不变的，文化的变迁也要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符合时代的自然就会有人去模仿，不符合时代的就会被自然淘汰。妇女裹小脚和太监的制度就是最好的例子。清朝是少数民族政权，但是模仿了汉族的裹脚和太监，满族是当权者，肯定汉族不可能去强迫他们遵守自己的文化和制度。后来时代发展了，就连汉族自己也不裹脚了。 少数民族文化是应该保护，但不是盲目的排他的保护。 全世界有100多个国家，却有5000多个民族，单从这个数字上看，就说明不可能每个民族都要求独立，否则 每个国家都要被分成50个！！世界要乱套的！ -- ※ 来源:·San Diego Home 圣迭戈小站 SD-BBS·[FROM: 208.106.97.*] |